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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近期的讲话中谈到，我国要在“红线”和“底线”的基础上推进城镇化。红线是清楚的——18亿亩耕地。但是，底线是什么，需要作深入的分析。

在我看来，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底线”由具有两类特征的决策所决定：

第一类“底线”，如果在城镇化过程中犯决策错误，此类错误所造成的结果是后人难以纠正的。因为城镇化过程中的人类聚居点和基础设施的建设都是钢筋混凝土的浇筑，一旦犯下刚性的错误，后人就很难纠正。

第二类“底线”，如果这类错误犯了以后，会严重妨碍可持续发展，或者会带来社会、经济甚至政局的动荡。也就是说，由一个错误，引发一连串的错误。只要做到以上这两类特征的“底线错误”不犯，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就基本可以保证，在不触碰“红线”和“底线”的基础上实现健康的城镇化。

如果用这两类特征来衡量城镇化远期发展的底线，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项需给予关注。

城市和城镇要协调发展

拉美、非洲等国城市化的历史教训已证实：没有小城镇作为“拦水坝”，人口的洪流就会大量地涌入大城市；没有小城镇提供的就地城镇化，农民进入城市就易引发“贫民窟病”；没有小城镇对区域生产力合理布局的贡献，内地与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会越来越大

中央领导都非常担忧我国的特大型城市会否过分地膨胀，因为特大型城市的过分膨胀是一个全球通病。

城市规模越大，商品生产的效益就越高。它们创造的就业岗位越多、公共服务的品种越多，人们也就越趋向于到这样的城市里来生活工作。所以，超大城市能够自动吸收人口的另一面，就是引发规模膨胀的恶性循环。这样的问题在世界城市化历史上早就多次发生过。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洲国家的注意力从战争转向经济发展。当时，城市规划学领域有一位著名人物，即芬兰的规划学家沙里宁(ElielSaarinen)，就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认为，所有的世界级大城市都必须走一条“有机疏散”(OrganicDecentralization)的道路。

“有机疏散论”是当时城市规划学领域的一部扛鼎之作。在二战还没结束时，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就提出，英国当时只有3600万人口，却集中了500万的精英跟德国法西斯作战；战争一结束，这500万人就要结婚、生孩子、找工作，到哪里去好？如果这些人全部涌到伦敦来，伦敦就会“爆炸”。受沙里宁的思路的启发，丘吉尔请了一批规划学家推出“新城计划”，在英国伦敦之外布局了30多个卫星城市。具体实施方式就是在政府组建新城开发公司后，通过向国家财政借款，一次性地把农地征过来做新城规划和基础设施投资，然后再把土地卖出去、把钱收回来后实现滚动发展。此后，英国的“新城计划”发展成“新城运动”，影响了整整一代人。有了关于“大伦敦”的新城规划以后，“大巴黎”的新城规划也紧随其后。这些规划无一不遵循沙里宁的“有机疏散论”。